若问我童年最难忘的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永远萦绕在我耳旁悠扬美妙的歌喉。
我的童年，是个衣难御风寒，食有上顿愁下顿，进了家门耳旁是母亲病痛的呻唤声，出门满目苍凉的芨芨草滩和荒戈壁，一年难看上几场电影，十岁才进几个年级大杂烩共一个教室的苦难童年。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夏天，县文化队下乡来农场场部文艺演出，我和一群小伙伴步行十多里去看演出，舞台上一首《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思想放光芒》，通过一位女演员如天山草原泉水般清亮、圆润的歌喉，深深打动了台下数千名观众的心。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要求下，那位女演员一连唱了几首歌。我和小伙伴们踮起脚尖，望见舞台上唱歌的女演员，上中等身材，白净漂亮文秀的脸盘，唱歌的时候嘴里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没想到那年秋天，那位歌儿唱得特别好听的女演员和一位姓蒋的女老师，走进了我们学校，她成为我们班级的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她名叫康月英。
她们来我们学校不久，全县，乃至全国中小学处于半瘫痪状态，教室窗户上玻璃被受政治运动影响的小学生砸光，糊了一层旧报纸，学生们都没有课本，成天没完没了地学习半知不解的“语录”。对单调枯燥无情趣的政治语录，学生们坐在课堂上肯打瞌睡，她便为我们唱歌。“作为高级动物的我们人类，在任何疯狂的情形下，美妙的音乐和诗歌能唤醒起码的理智……”一位奥地利诗人如此说。她唱歌的时候，再调皮的学生都能安静下来，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倾听她的歌声。她那清纯、圆润的歌喉，对我们来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像涓涓溪流滋润了我们稚嫩干渴的心田，深深铭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姓蒋的女老师经常为我们讲《宝葫芦的秘密》和许多抗日战争的儿童故事，她绘声绘色的讲述，把我们带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对我后来步入军营和走上文学之路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一阵紧似一阵的情况下，她甜美的歌声和蒋老师讲的故事征服了我们这帮调皮蛋，我们班级里的课堂纪律曾一度相对稳定。后来城乡中小学几乎都闹停课，她和蒋老师仍然坚持在那所偏远的学校，为我们上课。严冬时节巴里坤气温达零下三四十度，她们二人住在距生产队百多步一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土房子里，头天晚上拎一桶水放在宿舍里窗户下，翌日早晨水桶里冻一层厚冰;风雪天糊在窗户上的报纸被大风刮得唏哩哗啦响，小土房子如一艘在大风浪里颠簸的小船;白天教室里虽有一个铁皮火炉，但稍离火炉远洒了水的地面上结一层冰，如此艰苦的条件都没有动摇她们二人坚守那所偏远小学，向我们这些可怜的娃娃们灌输文化知识的决心。
我因母亲长年患病，进了家门听见母亲的病痛呻唤和咳嗽声，心里有种恐慌感，便溜出家门和一些学生在一起玩，调皮捣蛋，电影、样板戏里的好坏角色都成了我们模仿的对象，每人都佩带一支木头手枪，捅破教室窗户上的报纸，捉麻雀，套野兔，玩得昏天昏地，暂且忘了家中母亲病痛的呻唤和父亲的叹息，玩累了上课老师念语录时，我们坐在板凳上打瞌睡，学习成绩下降，她和蒋老师经常冒着风雪严寒去同学们家，和家长们商讨学校家庭如何共同来管教好我们这些放荡不羁的野马驹子?她们去一次学生家，我们能老实几天，时间一长我们又野性难改。她仍然和蒋老师不厌其烦地劝说我们如何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知识对社会有用的人和做人的道理。尤其有一次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秦志全同学，你妈妈长年患病，家里生活那么困难，你咋也这么调皮，不好好学习呀?当时听了她的这番话，我幼小的心灵里受到很大的震撼，可是时间一长，把她的话又忘到脑后。
十五岁那年，我母亲病故，为母亲看病家中欠债累累，只上了四年半小学的我，辍学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还债，还完债已到二十岁去当兵，复员回乡务农外出打工，不论走到哪里，经常会想起她那优美的歌声。尤其每当从广播喇叭听到著名歌唱家邓玉华演唱的《毛主席的思想放光芒》，总觉得钢琴伴奏声过重，不及我们康老师的音质清纯、圆润。当我跟战友和工友们谈及我们康老师的歌喉，他们当然不会信我们巴里坤这个偏僻的山沟沟里，能有歌喉好于邓玉华那样大腕级的歌手。但除了邓玉华，我听到许多歌手演唱的这首歌都不及我们康老师的歌喉。人们在盲目疯狂追捧名家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实际生活和自己身边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
当兵回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打问康月英老师的去向，几年前偶尔得知康老师的女婿和我不同单位同一层楼上班，才打问到康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因我小时候太调皮，几次拿起电话心跳加快，又放下，最终拨通康老师的电话，四十年过去了，从电话里听到她那亲切如慈母般的声音，我竟然难过得连话都说不下去。值得欣慰的是，我终于听到了她那亲切的声音;她当年那个调皮不争气的学生，如今能拿起如橼大笔在国家、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这不是天下所有父母、恩师所期盼的吗?为了报答父母和恩师们的养育之恩，我会一如既往地在文学路上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