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峦叠嶂，林深叶茂。小时候，最怕下雨天，天色阴沉，被四周山峦草木一衬，暗色更胜几分。“轰隆隆~”的雷声，躲在乌云后面，闷着音，像芒种时打谷场上石碾滚过，一声声让人心焦。“咔嚓~”一声炸雷，陡然撕开暗幕，伴随一道刺眼闪电掠过，瓢泼大雨倾盆而落。
这时，父亲的身影总是伫立在门前，目不转睛望向学校门口的河。每每暴雨时，河水高涨，单薄的小桥总被冲倒。待雨水稍缓，父亲戴上斗笠披上簑衣，去河水察看水情。每逢这样的雨日，家中总是留了路远的学生在家过夜，等次日水小后，父亲再一一背他们趟过河……父亲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教学生涯三十多年，从未发生伤亡事故。
从我记事起，常有父亲的学生谢恩，感谢他当年劝学并垫付学费，让他们改变了命运，视野开阔。闹饥荒那几年，一些教师为了一家人活命，辞去工作回家挖葛根等充饥，父亲没有离开讲台，去二十里外任教。即便路边常看到饿死的尸体，依然没有退缩、止步。一次，奶奶给一个糠饼，那是父亲一天仅有的口粮，被饥饿的学生顺走了，父亲没有追赶，自己却饿晕在讲台……
长大后，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常常独自一人，缄默不语。父亲是五姐弟最小的一个。爷爷奶奶是江西九冮人，他们十七岁完婚后迁至大别山的龙门石小山村。爷爷奶奶为人厚道、淳朴，夫妻和睦。为生计做过不少营生，这使老人非常重视教育：大伯和姑姑读完小学，三叔和父亲因聪慧勤奋，被重点培养，先后考入当时的立煌(解放后更名金寨)师范。
父亲和三叔的师范生涯维续了三年(四年制)，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南下，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因为立煌师范是县办学堂，这时停办了。父亲只能回家，跟周老先生又学了一年私塾。直到1949年10月参加金寨县县办教研会学习班学习后，才分配工作教小学。这段新旧时代更替的经历，让父亲后来遭遇诸多不堪，特殊时期又遭数次抄家，父亲有着自己的坚守。二姐读中学时，红卫兵斗老师，父亲跑到二姐学校，默默等二姐下课出来，喊到一边语重心长的叮嘱她千万别参与，他深知教师的不易……
父亲既有新学知识，也有私塾老底子，思想和认识超前。我和弟弟出生时，父亲四十五岁。大山里，重男轻女意识严重，很多女婴一来到世间就被痛下杀手被无辜惨害或送人，女孩不让读书，女性地位低下。父亲不同，尊重女性，从不打骂母亲，也不重男轻女。我和弟弟出生后，母亲没奶水，亲戚劝父亲抱走我，他没同意，磕米浆喂我们。大姐为照顾我们辍学，一家八口，仅大姐有劳动力，孩子读书多，年年缺粮，别人劝父亲别让女孩读书，他只是微笑不答。
后来教师子女不能顶职，邻居为父亲鸣不平，让他去求情，他拒绝，他说我是党员应该遵守国家政策。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和双胞胎弟弟五六岁时，父亲每逢周日回家，都会让我俩一边一个坐在他膝盖上，教我们背古诗、讲故事。这温馨画面，是我最珍贵的记忆。母亲说，父亲十九岁任教，工作认真负责，爱学生如子。当时山村穷孩子多，为劝孩子上学，父亲攀山越水挨家挨户做家长工作，还拿工资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垫付，改变了许多孩子的命运，让他们走出山村，有了不同的人生。
父亲给我们立了很多规矩，比如家里来客不许上桌、不许喧哗、不许插嘴、不许偷拿东西，还有“三不笑”——不笑穷人、残疾人、病人。有次大门口来个跛子，姐姐学跛子走路被父亲严厉批评。那时家里穷，有讨饭的人，父亲让我们分食物给他们。父亲对我们的爱，不外露，饭桌上偶尔有荤腥的他不动筷，我们也挑素菜吃，妈妈急了，只能给我们平均分配。母亲读过私塾，教育我们“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父亲常吃亏，家庭却和睦。父亲同学找他借钱，他没钱，就为其担保借信用社两百元，同学却玩失踪，父亲四处借钱还款，母亲毫无怨言。
父亲爱看书，周日没有农活就关在书房，母亲默默做家务，我们各自做事，家里安宁和睦。母亲把家打理得干净舒适，饭菜可口。至今回想童年，空气都是甜的。
父亲平时缄默，可他不怒自威，乘凉时他在场，爱家长里短的妇女都有所收敛。他给我们婚姻自由，不许要彩礼。父母的家教影响着我们，面对家庭矛盾，我们也能宽厚隐忍。
父亲晚年幸福，与母亲相敬如宾，子女孝顺。他退休后种花、看书、写字、画画，帮亲戚邻居做事，被乡邻称作“于老好”。七十六岁时，他因高血压摔倒昏迷十八天，弟弟悉心照料，仍未感动苍天。父亲离世时，家人和邻居都围个水泄不通。送殡时，一条长龙队伍缓慢前行，许多人泪流满面口里喃喃自语”一辈子大好人怎么就走啦!”后来上坟，常看到有人提前烧纸祭拜，令我们泪目。
父亲的一生是一本厚重的书，无论命运多舛，始终坚守一心向善、踏实做人。父亲教出的学生大多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唯一的儿子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孙子是国家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外孙外女都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父亲没留下物质财富，他以一生良好的操守和优良的家风，为我们儿孙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