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观点》中讲述过一桩关于契诃夫早年写作的趣事：有一次，一个朋友发现他正在书桌前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就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我在重写这部小说。”友人大惊失色，责问他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大师的作品呢?契诃夫辩解说他只是想练练手，因为这样能让他学到大师的创作手法，并从中培育出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来。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有过类似的学徒期，即便是所谓的“天才诗人”，也有过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模仿期。写作的残酷性在于，有的人一直停留在模仿阶段，而有的人却能够像契诃夫一般，从巨大的文学传统的阴影里成长起来，成就独特的自我。毛姆讲述这个故事的初衷在于，探究契诃夫之所以成为契诃夫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至少还能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摆在每一位写作者面前的文学资源其实都是一样的，而最终让他们达致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或许是他们各自对生活的感受和体认能力。
公元 696 年，身为右拾遗，一直爱在朝堂上挑刺的陈子昂，被武则天任命为她侄子武攸宜的随军参谋，前往北地征讨犯境的契丹人。诗人断然不会想到，这既是一次断送了他个人仕途生涯的旅程，同时也是成就他伟大诗人之名的荣耀之路。
在唐军兵败契丹后，陈子昂的谏言不仅遭到武攸宜的讥讽，被断然否决，而且还因此被怒斥、降职。万般无奈的诗人在极度郁闷、彷徨无助的心境之下，来到了这座具有象征意味的求贤台，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可事实上，在此之前，陈子昂已经写出了大量的抚今咏古之作，这些诗，有的被统摄在《感遇》这一总题之下，也有一些独立成篇，它们无一例外都充满了苍虬高古的力量。然而，造化弄人，也只有当《登幽州台歌》出现之后，世人才终于将目光投射向这位倒霉的小吏身上，真正听清楚诗人强健的心跳和有力的脉动。
《登幽州台歌》以一种久违的高古之音，奏出了一曲雄厚慷慨的悲歌，其中蕴含的旷世悲怆与哽咽之情，以及苍茫遒劲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唯诗人自己独有，更是世世代代中国文人郁积于胸的情愫写照。正是因为这首诗，陈子昂摆脱了一般意义的文人身份，成了中国古代诗人集体命运的化身，他也由此获得了永生。自古中国文人大多都具有这样一种绝处逢生的能力，即只有当他们在政治生涯里遭遇到了挫折、政治理想几近破灭的时候，才会忽然惊觉过来，发现自己活在世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诗人。而正是这个附身于他却一直或隐或现的身份，在绝望中，在绝境里，重新唤醒和激发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活力，无用之诗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变成了支撑他们人生信念的又一根柱石，让他们再一次抬头凝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隐秘而伟大的力量不仅曾经作用于处于逆境里的每一位古典诗人，也同样作用在我们这些现代诗人身上。诗歌究竟该讲述什么，如何表达和传递心绪?诗人究竟该如何去生活，又该怎样承受普遍失败的命运?从来都不是能够轻松回答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古典“诗教”格外强大的文学传统背景下，用废名的话说：“我们在旧诗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回答起来就更加艰难。正因为如此，废名给出了一个宽松的解决之道：“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一百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废名给出的新诗写作之路，还能看出当年的新旧之争，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一百年来，“新诗”这棵现代文学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我总以为，诗歌是缘于现实现世生活的缺憾和匮乏而存在的，或者说，当我们总感觉到自己还不够好，不足以匹配丰饶多彩的现实生活时，诗歌才会现出其真身，并对我们的生活施以援手。作为一种完善自我精神生活的手段，诗歌的每一次出场都需要有一种趋善的力量在它背后作为支撑。善意是诗歌的前提，精心呵护着我们人之为人的情貌，通过表象的或者潜在的善意，诗歌可以如彩虹一般，在此岸与彼岸、天与地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沟通之桥，它能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与物之间的对立、人与事之间的纠缠不清，既能在最高处达成广泛的共识，也能在最狭小逼仄的情感区域内达成某种共情。因此，写诗就意味着自救，或渡人，这是诗歌与生俱来的佛性：通过歌咏的形式一直与人类的情感紧密关联，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世界，外化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歌唱是本能 / 唱歌是技巧”，当我们学会了将本能转化为本事，以某种语言技巧呈现出我们的情感生活时，诗歌便会自动现身，汩汩而出。
从本质上来讲，写诗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危险的精神活动，诗歌天然地带有对既有秩序的僭越、冒犯和挑战。许多诗人为了能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会选择相对安全的写作方式，躲在精神的防空洞里抱残守缺，至多对现实世界作探头探脑状。这样的选择本来无可厚非，毕竟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当大家都躲在一个洞里时，它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造成当代诗歌写作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原因很多，除了写作者自身精神肌体的萎缩外，还有就是当代诗人的学徒期太长，巨婴现象严重，缺少单枪匹马绝尘而去的勇气和力量;再就是，网络信息时代带来的浅层次平面化的审美趣味，便捷的传播造成了相互覆盖，以及快餐式的流行风尚。当代诗歌备受世人攻讦的一点是，它似乎没有建立起一套“好诗的标准”。事实上，在内行者眼里，标准一直是心照不宣地存在着，只是它一旦显形，便会被一波一波仿制者覆盖、淹没，造成了新一轮的烂俗大流行。这无疑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但共情性依然是诗歌存在的价值所在，只是这里的“共情”需要反对滥情，更需要克制和简省，它必须着力于每个写作者自身的处境，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地张扬个体生命面对日益变本加厉的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在不绝于耳的呼救声中，埋头寻找出路的人兴许是获救者，同时也可能为他人蹚出一条条出路来。因此，挣扎所呈示出来的生命情状，构成了当代诗歌的活力之源。而我在许多场域里提到的对命运的“顺应”感，其实也是挣扎之后的结果。顺应不是屈从，而是在不甘与不舍之间找到生活和写作的理由。有了这样的“理由”，你的写作就具备了“合法性”，它包含了“非如此不可”的抉择，你就能够回到你所熟悉的、你能把握的生活场域，以一种玉石俱焚的信念，与生活同归于尽，就像我在诗中所述：“啊，锅碗瓢盆何尝不是金戈铁马”。你必须进入到生活的内部去写，而不是站在观赏生活的角度来临屏而作;同时这也意味着，生活不再是我们处理文学的素材，而是墨汁，它由我们对生活的情感研磨而成，或浓或淡，都饱蘸着我们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重要的是，你能够准确而清晰地说出：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活成了现在这种样子，而这种模样连你自己也不忍卒视。而这才是一切生活在尘埃落定之后，你必须去直视的“本相”——无边无际的“空”中，无穷无尽的悲喜在翻涌，你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悲凉，哪些属于喜悦，唯有在黑暗中日复一日地保持着抓取的姿势。
或许这才是最终极的和解，它将以爱恨交织乃至涕泪横流的情态，平行于你所选择的生活，从残阳和灰烬里托举出我们清晰而不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