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先生去世的消息全网刷屏。他在遗嘱中强调，不取回骨灰，希望骨灰做肥料，回到大自然去。他还强调任何人不得办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并要求家人不得支持或参加他人组织的纪念活动。
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有悖传统，出人意料。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二》)
孟子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者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
儒家典籍《礼记》39篇文本里，有11篇是以谈论丧礼为主的，可见中华文化对丧礼的重视。
中国的死亡哲学与西方的死亡哲学不同，最明显的是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取向。从儒家所主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一基本道德准则，我们可窥端倪。我国的丧葬习俗从最初对逝者的祭祀、悼念，逐渐演变成一种不得不完成的“礼”，成为一种展示身份地位与道德教化的行为。在葬礼上，逝者平生利国利民的光辉业绩、非凡成就被全面总结，被精心润饰，被广泛宣传。缺点与污点尽可忽略，在“厚死薄生”的传统观念里，谁会跟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人较真呢?
黄永玉先生是敢于反传统的，他以这种方式告别人间，既源于他一贯的不走寻常路的精神，也源于他对死亡深刻独特的认识。这给了了国人一个思考死亡问题的机会。
关于死亡，道家的庄子有着迥异于儒家的思想。他在《齐物论》中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在他看来，死亡只是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而已。临终前，庄子很平静，听到弟子们计划厚葬他，他说道：“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意思就是说我用天地做棺椁，用日月做双璧，星辰做珠玑，万物作殉葬，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
弟子担心他的尸身被鸟兽破坏，他却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翻译成白话是说(尸身)在地上被乌鸢吃掉，在地下被蝼蚁吃掉，从乌鸢那里抢过来，给蝼蚁吃，不偏心吗?
理解了庄子通达的生死观，再想到他“箕踞鼓盆而歌”送别妻子，我们就不会目瞪口呆，也不会认为庄子精神失常了。
两千多年前庄子就有如此见识，活得如此通透，让我辈汗颜。他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经》，后人对其的景仰，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一生极少谈论死亡，子路向他请教有关死亡的问题，他不作直接解答，只是淡淡地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活明白了，死自然就明白了。他认为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考虑什么虚无的身后之事呢?
可是，“未知死，焉知生?”哲学家海德格尔把人称为“能死者”，他说：“只有通过面对死亡，从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挖掘出意义来，自我才能真正成为自我。”反观身处“快餐时代”的我们，大多数迫于生计而奔忙，无暇考虑“生”，也无暇思索“死”，被时代的潮流催赶着，身不由己地奔向渺茫的远方，多像河面随波逐流的一片片落叶!又多像河中顺流而下的一粒粒细沙!
孔子临终时的表现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超脱，那般从容。《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孔子也会怪学生看望他来得晚，也会有放不下的牵挂，也会感世伤时，老泪纵横，像极了我们身边的平凡老头，与“孔圣人”的形象相差甚远，着实让人意想不到。
心理学家莱格认为，人到中年之后，就应该好好地思考有关死亡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人生才能更加丰富和富有活力。
古代诗人中，陶渊明智慧而脱俗，冷静而达观，白乐天、苏东坡、辛稼轩等都是他的铁杆粉丝，他是好好思考过死亡问题的。
陶渊明去世前两个月，创作了组诗《拟挽歌辞三首》，在《拟挽歌辞其一》起句他写道：“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死亡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死亡是必然的，死亡到来时，没有必要悲痛与留恋，对待生命，他是冷静而豁达的。在诗中，他还写道：“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像是在告诫后人：“是非成败转头空”，不要为了名利劳碌奔波而放弃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大彻大悟。
《拟挽歌辞其二》写了亲友祭奠和出殡的情景。开头写道：“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这是自嘲，也提醒后人：生时吃好喝好，别太苦了自己。唐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思想。
《拟挽歌辞其三》表现的是诗人被送往墓地途中的所见所想。在末尾诗人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用哀而不伤的语言表现了明彻理智的生死观和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公元427年，将逝的陶渊明写下了《自祭文》，肯定与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文中他写道：“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于今斯化，可以无恨。”达天知命、直面死亡的靖节先生不违心，不屈己，坦然走完了人生旅途。试问茫茫尘世，“得似先生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