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男，六零后作家，毕业于河北师院中文系，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出生在冀北沽源县一个叫黄盖淖的小村,这里有着辽阔草原、淳朴民风和边塞情调。最初胡学文考入张北师范，在中学任教时开始文学创作，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学创作在文坛展露头角，小说《极地胭脂》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杯佳作奖，《秋风绝唱》获《长江文艺》2000年度方圆文学奖，获河北作协2000年度优秀作品奖、河北省第九届文艺振兴奖，《飞翔的女人》获2002年河北作协十佳作品奖、河北省第十届文艺振兴奖。有“河北四侠”之誉。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或是经过八年抗战，2020年初完成了长篇小说《有生》的创作。由《钟山》重点推出，单行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文坛引起极大的震撼，评论家认为《有生》非常厚重，极具诗史性质。在我看来，《有生》代表了胡学文当年小说创作最高水平，《有生》就是胡学文的“里程碑”作品。
2022年元月，胡学文开始了又一部长篇小说《龙凤歌》的创作;四月份调入江苏省作协，补选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2023年底，《龙凤歌》杀青，2024年3月改定。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凤歌》首发于《钟山》2024年第3期、第4期，历经提名、初评、终评的严格筛选，最终折桂，获得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首奖。
笔者是冀北赤城县人，紧邻沽源县，经常撰写文学评论，当地风土人情和冀北文化与沽源县相近，曾经撰写过《胡学文的“里程碑”小说<有生>》(发表在《松原日报》上)。2024年与胡学文老师建立了联系，胡学文老师发来了《龙凤歌》(试读本)，2025年正月十五前阅读完毕。我觉得《龙凤歌》比《有生》更进一步，更有文化特色，特别是《龙凤歌》所展示的新女性主义后的无差别主义，更是我国文学画廊中特有的展示女性命运、女性觉醒和新女性主义胜利的诗意现实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坝上草原的乡土图景。
一
胡学文的长篇新作《龙凤歌》是一部关于乡土、生命与苦难的作品。小说以一个家庭在半个多世纪中的生命史、生活史、精神史结构全篇，并在这一主干之上不断枝蔓出新的故事，最终呈现出乡土社会复杂的生活面貌与情感样态。《龙凤歌》拙重而纤绵，展现出作者一贯的对于心灵世界的深入探寻和呈示、对于叙述的强大控制力，以及对于世态人情的细密勘查。
小说《龙凤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围绕着马秋月展开，主要写这一乡村女性在近二十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里的现实境况，和由这种种特殊的现实境况而产生的心灵异动。上卷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豆庄的村庄，小说的叙述有时还会延伸到另一个叫做五台的村庄，但这仅仅是出于叙述上的需要，豆庄和五台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带有胡学文一再书写的坝上草原的气息，荒蛮、刚烈、残酷，却又坚韧、柔毅、温情似水。这片土地静静地承载着数不清的生命与死亡，也包蕴着一切人的恐惧、畏怖与不安。这是千百年来人们歌哭于斯的土地，这样的一片土地在胡学文的笔下结结实实地生长出来。马秋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上卷突出书写了麻婆子传奇的人生。小说《龙凤歌》下卷主要书写朱红和朱灯的人生，最突出的人物的罗毕干传奇人生。
即使不追溯到胡学文早年创作的《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或是较为晚近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风止步》等作品，而仅仅是对胡学文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逐影记》《跳鲤》《丛林》等稍加考察，我们便能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学文的创作往往踏勘那些隐秘的、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异的心理状态。书写这种奇观化的心灵世界构成了胡学文小说最为核心的叙述主题，同时也成为了胡学文小说最为醒目的叙述标志。《逐影记》里马远一心要为女儿报仇，这种执念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的痴呆，但即便他“脑袋像灌了泔水”一样，也仍然日夜准备狙击那头杀死女儿的饿狼，到最后，马远已经分不清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区别;《跳鲤》里的主人公在黎总的威逼利诱之下终于跟妻子花离婚，但他始终怀疑花的离开并非自愿之举，这个念头像毒虫一样纠缠着他，“他只想把恼人的毒虫杀灭”，于是最后选择向黎主任复仇;《丛林》里金枝以保姆身份融进继子宋刚的生活中，又借助宋刚帮儿子贵祥谋得村长的职位，不久贵祥出事入狱，金枝不动声色、却又步步紧逼，试图让宋刚出手相助，“一点点地摧残着宋刚脆弱的神经”。在胡学文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或几个执拗的、“有着极强的刚性和韧性”的人物，这种执拗、刚性和韧性，又常常最终演化为某种近于病态的心理。这一类型的人物，几乎贯穿在胡学文每个时期的创作中，并在胡学文的小说中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度。顺带一提，一旦认识到执拗的人构成了胡学文小说人物谱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似乎就能理解，为何作者的小说里总是出现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语，为何胡学文总要用这一稍显生硬的方式来呈现人物的对话与心理过程。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隐去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之间的界限，才能更为充分地展现人物特殊的、强力的精神内面。
《龙凤歌》里的马秋月就是有着一种复杂精神内面的人物，但她又无法完全纳入胡学文既往创作的人物谱系之中。如果说像《命案高悬》中一次次徒劳无功地追寻真相的吴响，《风止步》中一次次掩盖真相的王美花，这样一类人物的执拗是一种对外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公正的命运的积极反抗，那么马秋月的执拗则是对生活、命运、世界的消极应对。这种消极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马秋月性格中的“畏”，即她的胡思乱想、易于惊慌不安，并最终以梦游这一颇惹人注目的躯体动作的形式爆发出来。
《龙凤歌》的叙述便始于马秋月的一次梦游。这次梦游发生在儿子朱灯收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这本是一桩喜事，但马秋月的内心在喜悦之外还有愧疚，“这份愧和疚也让她生出气恼。气恼是虚的，不能显露，只能压在心底。”这份压在心底的愧疚、气恼源于女儿朱红。在兄妹二人之间，朱红更为聪慧、灵巧，如果不是家庭遇到了困难，需要她终止学业支持家庭，朱红此时应当取得远胜于朱灯的成就。但事实是，最后朱红成为了家庭生活的牺牲者。按说，这种情况在小说叙述的年代不算少见，而且朱红的退学“是她自己提出的”，但马秋月就是无法排遣对女儿的愧疚，直到这种愧疚以梦游的方式释放出来。马秋月的偏执、马秋月的“畏”便已初见端倪。而在此后的篇章里，小说通过叙述马秋月近二十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逐渐展现马秋月不同生命阶段的隐秘心事，并揭示出马秋月这一性格的根源。这里仅仅聚焦马秋月生命中的三个瞬间，试图通过对马秋月生命中的这三个瞬间的分析，呈现马秋月之“畏”的起源。
二
第一个瞬间是马秋月得知将嫁给朱光明后的离家出走。作者为马秋月的梦游设置了一个看似颇为有趣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在她耳边说“枣红马”。这里的“枣红马”可以说是马秋月和朱光明的“红娘”：如果不是那匹枣红马走失到豆庄附近，如果不是寻马未果的马天被朱光明的父亲朱全救下，马天的寻马可能会成为一程丧命之旅。那匹走失的枣红马改变了马秋月一生的命运。被朱全救下后，马天在朱家结识了朱光明，朱光明的聪颖、多才深深打动了马天，马天当即承诺把女儿许配给朱光明。回家之后，他向妻子和马秋月宣告：“婚事就这么定了”。应当说，马秋月一生的不安、不幸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追溯到她那无法自主的婚姻。这就是为何在马秋月精神最为紧张的时候，那个象征着马秋月婚姻开端的枣红马，竟然成为解除她梦游状态的密码。
但是对马秋月来说，她的命运更为悲凉的地方则在于，她并不真正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在得知将嫁给一个未曾见面的人后，她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然而，当马秋月发现即将到达县城，她“模糊的反抗”的终点时，“她惊喜地喊出来。几乎同时，她瘫坐下去。喜悦未能持续，就像一个气泡，炸裂便不复存在，她惊惧而又愤怒，像看到不该看的真相。”因为马秋月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不明白生活还存在何种可能，所以在即将抵达出走的终点时，她的反应竟是“惊惧而又愤怒”。这也是为何她的抗争注定只是一场暂时的逃离。因为说到底，她对被安排的婚姻的反抗仅仅出于“错愕”“怨愤和委屈”，而不是基于某种理性的思考与认识，换言之，她缺少一种内在于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在许多情形下，她仅仅是作为男性的意志的某种延伸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龙凤歌》写出了乡村女性长久的生活困境与生命困境。但显然，胡学文的创作并不以书写女性困境为主要意图，或者说，如果仅仅把马秋月理解为一个被束缚在乡土世界之中的女性，则会窄化马秋月这一人物所具有的精神复杂性。这种精神复杂性体现在马秋月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瞬间。
马秋月生命中的第二个瞬间是听麻婆子讲故事。马秋月“打小就爱听故事，有时真恨不得住在故事里”，嫁到豆庄后，马秋月“依然沉浸于想象和幻想，好像脑里养了一匹枣红马，常带着她腾云驾雾”。马秋月对故事的迷恋是否源于她对沉重现实的逃离的渴望?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马秋月确实在豆庄的奇人麻婆子家听到了许多故事，而且，麻婆子的故事也让马秋月深深地沉浸其中：“有时在淅沥的春雨中行走，天地朦胧，却没有绝望凄苦;有时在烈日下独步，只有她的脚步和心跳，整个人都有些恍惚;有时长风万里，秋雁鸣空;有时寒冷刺骨，大雪飘舞。有时数分钟甚至几秒内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雪雨。”但是，麻婆子的故事带给马秋月的不仅是欢乐、消遣以及对于现实世界的暂时抽离，就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因阅读浪漫小说而改变了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马秋月在豆庄听到的许多精彩的故事也让她“常活在遐想中，忘了现实”。就是说，那些故事对马秋月而言逐渐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虚构，而开始侵入、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现实。
那个足以构成马秋月生命瞬间的时刻便是她若干次听麻婆子讲故事中的一次。不过，小说始终没有交代那个对马秋月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故事到底是什么。麻婆子讲的那个关于龙凤胎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空白叙述，我们仅能从马秋月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与心理推测，那大概是关于一对龙凤胎如何成为冤家的故事。马秋月第一次想起这个故事是在分娩后，她注意到朱灯和朱红“相差足有二斤。哭声的差别就更大了”。这样一来，她“猛就想起麻婆子讲的故事”，“从那一刻起，不安就如贼一样潜进身体。”如果说在一开始，这种不安还只是怀疑、猜测，那么随着朱灯、朱红的成长，随着朱红不断地“压制”朱灯，马秋月的不安就如同疙瘩一般，“越结越大，成了秤砣”。最终，这种源自臆想、幻想的惴惴不安演化成为了带有几分病态的惊慌和恐惧。于是，就出现了马秋月生命中的另一个瞬间。
第三个瞬间发生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当时，马秋月正送前来串门的大有女人到院门口，待马秋月要进屋时，“夜空突然传来猫头鹰凄厉阴森的叫声，她不由打个寒噤”。虽然猫头鹰常被视为不祥之物，但对马秋月来说，猫头鹰的叫声并不陌生，按说她应该不会十分在意。可是，“在那个夜晚，她背脊窜凉，头皮涩麻。双腿发软，迈不开步……不知自己在院里颤抖了多久，不知如何进到屋里的。看见两个娃和灯火，她才感知到身体的存在。”这只是马秋月那一时期神经质的一个体现。如果再向前追溯，听到猫头鹰啼叫的那天中午，马秋月曾有过短暂的嗅觉失灵;如果再向后探寻，听到猫头鹰啼叫的那天夜晚，“马秋月惊叫一声，从梦中挣出……脑里满是梦的残片，既想驱离，又试图看得更清晰。”以上种种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异状，都显示出马秋月精神的高度紧张，这种紧张则可以追溯到一个月前的端午节。在那天，朱灯掉进水塘，几近溺亡。坠水虽后果严重，但出现在一个孩子，尤其是像朱灯一样行动迟缓的孩子身上，本身并不是多么令人困扰的事情。然而，马秋月却将朱灯的坠水与她从麻婆子那里听到的龙凤相争的故事相勾连，这再次激起了她心中无法排遣的不安、惊慌与恐惧：
朱灯是怎么跌进去的?……他原本是蹲在坑边看蝌蚪的，并没往水里迈……朱红和朱灯都在坑边，两人挨着，可朱红也说不清楚，彼时没有猪狗经过，朱灯没受到惊吓，可他就是栽进去了。最终，马秋月未能还原那个过程，一度驱离的阴影再次横陈心上。为了摆脱，天知道她付出了什么……再这么下去，真会疯掉的。
马秋月的惊慌、恐惧不仅表现在朱灯坠水后的一系列反应中，《龙凤歌》里多次写到她的惊恐发作。譬如，焦兰男人和杨疙瘩因分粮起了争执，焦兰男人一气之下拿木锹劈倒了杨疙瘩，看到这一幕，马秋月竟晕倒在地;又譬如，朱红借住大姐家，半夜马秋月从噩梦中逃出，推醒朱光明，说她听到了朱红的哭声，就在门外。可以说，马秋月常常会为一些极细微、极琐碎的事情而生出巨大的恐惧。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极细微、极琐碎的事情并不会引起恐惧的情绪。
通过分析以上三个马秋月生命中具有“原点”意义的瞬间，我们看到马秋月性格中的“畏”大致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家庭生活中长期的隐忍与退让，即“家庭之畏”;二是易于生出臆想、幻想，即“故事之畏”;三是常常对一些突然发生的细微琐事感到惊慌失措，即“生活之畏”。这三方面互为因果，交织、缠杂在一起，共同组成了马秋月这一个体的复杂的心灵世界。作者接受了马秋月身上的有限性，或者说，他所要呈现的正是马秋月的有限性。因此，他把马秋月放到种种残酷的、却也是日常的现实境况中，让她在种种特殊的、却也是平凡的境况中生活，以此展现出她独特的精神世界。或许，这正是大地之上的魂灵的真实样貌。
三
《龙凤歌》上卷主要书写的马秋月与朱光明的爱情故事，下卷主要是写朱红、朱灯的事迹，特别是朱灯调出教育线，从乡镇走进省城的经历与事迹。人物命运，特别是女性的命运，是《龙凤歌》的主题。马秋月嫁给朱光明，朱光明承诺给买一台她想要的缝纫机。但因朱光明本就欠着外债以及后来“大姐”“二姐”借钱等诸多原因一直都没有落实。也可以说马秋月是被“骗婚”嫁给的朱光明。女儿朱红奋力“斗争”所嫁的刘长腿，虽然拿着“吃不饱饭的工资，还要养活他的爹”，在这个家中“真正负重的也是朱红”，和母亲马秋月的境况几乎如出一辙，她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嫁给了“贫穷”。而贫穷和男性是影响女性命运的两大因素。小说刻画的女性形象客观上几乎都受到男性的伤害。哑女男人失踪并出轨，朱红男人刘长腿更是多次出轨，马秋月的男人朱光明出轨，小桃在刘长腿未离婚前怀孕并被强行打胎等一系列故事的铺垫，似乎都是为了罗毕干这个绝对女性主义人物的出场，也暗示了妇女的集体意志始终与男性的集体意志是有差异的且内在力量低于男性，妇女从心灵和体格都处于弱势和受限制的位置，而这种受限恰恰成了激发女性的一种原始的力量，所以才有了妇女意识也可称作女性主义意识的唤醒与确立。
朱光明出轨，马秋月的反应是以“梦游”的方式接受。而刘长腿出轨，朱红却是自然地想到了惩罚，以一百天无房事为限，大有折敌三千自损八百的意思，因为朱红在试探刘长腿的定力与悔过之心的同时，也间接自我惩罚——忌房事一百天，这里面就有了意识形态的转变。“文学作为一种美学产品，它是一个多重接合的结构，最终只能由其同时代的一般意识形态决定”，而“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生产”。作者用意识形态的转变与递进生产出了女性主义文化的蜂蜜，让朱红不自觉带上了女权主义意识，用“离婚”来争取自己作为女性的平等权力。而在小说下卷，新一代女性罗毕干(罗响与老闺女的女儿)怀上老丁的孩子，面对朱灯对其人生走向的连环质问，罗毕干的思路大胆惊奇，不仅不在意老丁“有家室”，而且还不打算索要任何赔偿，正如小说里所言——“罗毕干没有任何波澜，我又没想拆散他的家庭，更没想嫁给他”——可见罗毕干的道德还是有一定高度的。这在朱灯的男权话语中心的头脑里是绝对不能理解的。不仅如此，罗毕干还要把孩子生下来，同时发出关于两性平等问题的终极拷问——“谁说我要跟着他?凭什么女人就要跟着男人?为什么不是男人跟着女人?”女性意识的突破与冲击，让朱灯瞬间无言以对。
《龙凤歌》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妇女的集体意识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胡学文采用了历时性的讲述方式，把女性从社会弱势群体和家庭弱势群体中一步步剥离了出来，让读者们看到一个蝴蝶脱茧式的女性脱变和飞升。
胡学文提及《墙上的斑点》这部小说，体现了男性作家换位思考式的对女性情感的体贴与把握。朱灯热爱写作，且屡屡被杂志社退稿并引发同事们的讥讽和嘲笑。且朱灯的思维极容易受到女性的“侵袭”和“扰乱”，带有懦弱如女性的性格底色——当“老闺女”不停以关于罗响的流言蜚语袭击朱灯的大脑认知，朱灯想到了“阿伽门农忤逆宙斯”的故事，明知是“错误的”，但让老闺女“成功地把她的怀疑植入朱灯的脑子”——这些都说明了朱灯的意识里也有着女性主义的冲动，骨子里也有跟女性一样自我证明的渴求。
《龙凤歌》里提到的另外一部小说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作者让小说人物朱灯用这部小说将“老叔”和主角阿里萨进行了对比——“阿里萨等了心爱的女人费尔明娜五十一年，老叔等双花也等了三十一年，很可能打破阿里萨的记录。相比阿里萨，老叔有些亏。阿里萨在五十余年中，共有六百二十条恋爱记录，还不包括无数的短暂艳遇，老叔至今却是守身如玉。”同样是对待爱情，“老叔”和“阿里萨”选择的方式既一样又不一样，但“老叔”比“阿里萨”更极端的做法在于，他愿意为了心爱的女人守身如玉，即便是在三十一年的漫长等待中，也没有打破这个原则。这也是一种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性交这一过程也沾染上了原罪的色彩，老叔的做法无疑是认同了这一观点，而这不仅是道德意志的坚守，也是另种意义上女性主义的胜利。
胡学文在小说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主义意识，而这一意识在罗毕干的出场到达了顶峰。当小说中别的女性只能以梦游、打胎、离婚来接受男人给予她们的命运时，罗毕干却用思想和行动颠覆了女性从自我意识和社会定位中只能是受害者的惯性认识。当朱灯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男权主义且认为女性命运只有与男人捆绑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时，罗毕干一系列看似漫不经心的观点输出无疑让朱灯惊掉了下巴。罗毕干怀了有家室的老丁的孩子，并打算把孩子生下来陪伴自己的母亲，同时面对老丁给予的金钱补偿主动打了欠条，目的是想撇清老丁和孩子的关系。这在朱灯的男权主义意识中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甚至连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也无法理解。罗毕干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安置自己和与有家室的男人生下的孩子，其实是赤裸裸的女权主义对于传统男权主义的宣战。她不再压抑本性，而是选择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客观上为所有女性发声。
在此之前，朱红的身上已经有了些许女性主义色彩，但不像罗毕干这么鲜明，尚存被男性主义侵蚀的中间意识，女性思维还不清透，所以她提出了“忌一百天无房事”的惩罚来作为女性主义对男性主义的挑战，一直到刘长腿第七十九天再次出轨且后面连续出轨，她才彻底心灰意冷做出了离婚的决定。而罗毕干几乎在小说的最后靠近结尾处给朱灯“上了一课”，“这一课”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女性也与男性有着平等的决定生活方式和人生幸福的权利和自由。胡学文把“老叔”和“罗毕干”这两个女性主义者安排在小说最后出场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推翻了女性只能在两性关系中受害的局面，而且否定了一种主义的兴起必然来自于另外一种主义的压迫这一两难选择。
女性主义不仅体现在两性关系上，还体现在生育权、代表权、话语权、写作权等一系列领域。女性主义除了用态度和话语宣示主权外，还有那些具体可行的方式可用于证明女性生存的平等和尊严，这都是作者留给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女性写作上，佩内洛浦指出，“男性作家表达强烈情感的自传性经历通常不会被贬为“自白”，而像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么伟大的女性诗人却被后世贬称之为“自白派诗人”，且不仅男性认同这种说法，大部分女性也认同。所以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仅仅是男性给予的，同时也是女性自己给予自己的。就像《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宁愿把名字改为男名埃利斯贝尔去出版自己的小说，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女性写作身份，印证了偏见的力量和抑制的不自觉、不自知。
《龙凤歌》表面上是写家族史，其实更是一部女性心灵进化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男轻女之风仍然盛行，不管是选择将朱红送到外婆家，还是选择让朱红退学来成就朱灯的大好前程，都能看出女性主义的意识一直被压抑在男性主义的湖面之下。这也印证了“历史上差异巨大的作品可以‘表达’同样的‘世界观’，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认为同一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必属同一意识形态，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胡学文用文本做到了这一点。《龙凤歌》意识形态的改变才是真正文本之后的潜文本，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是文本生产的核心意义，当意识形态出现空白和断裂，小说也就像纯粹修辞的火车行驶在空无的大地上。
四
女性的命运总是比男性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梦游是《龙凤歌》女主人公马秋月命运的前因，也是后果。梦游无疑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而“无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本”，“无意识就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是他体的话语。”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让马秋月出场，不仅为后来朱丹的身世之谜埋下伏笔，同时也暗指了马秋月的独特的心理结构。小说几次写到，马秋月面前总似有“一团粘稠的雾”，不可名状，就像说不清朱丹是否是因马秋月梦游在其无意识中与外面男人生出的野种一样，令人纠结而又无迹可寻。小说的开篇出现“白兔”，也与梦游的马秋月构成了一个美好的互动。小说的结尾，白兔的喻体再次出现，暗指马秋月干净、纯粹的心灵始终未被世俗苦难和命运波折所污染。女性的身体与精神由于命运的捉弄，似乎处于分离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寓意美好，正所谓“龙凤呈祥”。马秋月头胎所生下的朱红和朱灯就是龙凤胎，一切看上去都是天赐之福。但命运造化弄人，麻婆子出场，用一系列故事“泄露”天机，给马秋月的心灵蒙上了阴影，“龙凤”的美好寓意才开始扭曲、变味。麻婆子作为豆庄的一个“谜”，到死都没人知道她的年龄和身世，但却像先知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和弥赛亚式的精神内力，成为这部小说几乎唯一的内视角，俯瞰朱家两代人的命运，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和建议，仿佛全知全能的上帝。作者着重突出麻婆子的神秘和与众不同——“麻婆子比马秋月想象的白净，而且就外貌而言，也就四十岁，脖颈处也看不到皱纹。眼睛沉静而不失灵动，那不是浅溪，而是深潭。神情不像泥窝里滚爬过，更不像遭遇过地狱的油烹火烤，没有一丝从事过那个行当的卑屈、愧悔、悲伤，当然也无享尽春风的得意与怡然，自然更无心如死灰的呆滞与落寞。那是混杂了太多东西、年深日久已完全彻底融为一体没有任何杂质因而显得素净的神色，却又如森林般望不到底、充满活力。她盘腿坐着，黑棉裤，暗紫色对襟棉袄，盘扣齐整，既没抽烟也没嗑麻籽，所谓的嘴不得闲显然不实，在传说中放大了”，以及“她从不避讳在窑子里呆过，像说一棵树一根草，别人有秘密，守还怕守不住呢，她倒好，撕开让人随便瞅”麻婆子身上的某种过人之处和对命运的坦然接纳，也是她自身命运的必然结果。马秋月因听了麻婆子的故事而担忧龙凤胎的命运，她也只会听麻婆子的建议，让女儿朱红与儿子朱灯分开，借住到外婆家，而不是让儿子出去借住。在这里，女性潜意识里好像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听从自己，服从命运，牺牲自己。
小说的下卷由朱丹的意外身亡又想到朱丹的身世，作为马秋月的三子，朱丹的死意味着龙凤胎再次归位，像太极图一样回到平衡状态。这里面虽然有一些命运的曲折，比如朱红的丈夫刘长腿屡次出轨、朱灯的哑巴在好坏之间来回反复、朱丹的人格在勇猛和懦弱之间流返，但终究是有某种宿命论式的东西笼罩着朱家的三个孩子，使得朱家最终只剩下朱红和朱灯这对龙凤胎，唯独留不下朱丹。朱红和朱灯的命运也从未平稳安详过。刘长腿作为朱红用“战斗”得来的丈夫，却屡屡用出轨来回应朱红对他的信赖和深情;朱灯三岁前难开金口，后却因一块月饼开始说话，长大后又因为哑女失声，再次成为哑巴。这些都看出了麻婆子“故事的威力”，先知的定位和身份的不可测，龙凤胎终究难逃多舛的命运，注定要各食苦果。
朱光明和马秋月开始的两代人的命运都拜枣红马所赐，马秋月的父亲的马天认定了枣红马代表某种天意和神旨——“你姓马，偏偏又是马提亲，哪会这么巧?”——可“我”只觉得这是匹普通的马，或许这也是那团粘稠的雾反复产生的原因。直到后面枣红马走失，仿佛命运的罗盘突然失效，使得一切变得不可控，这也反向印证了枣红马所带来的婚姻之缘纯属意外或者说是一种认知上的愚昧。枣红马并无神力也并不是马秋月和朱光明的媒人，它只是一匹普通又可怜的马，正如可怜的人一样，有着不由自己做主的命运。
五
胡学文是一个有着明确的叙述自觉和结构意识的作家。这一点可由他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尤其是近年来众多扎实厚重的中篇佳构所证实。胡学文的小说常被认为是在书写“底层”世界的生活状态与心灵困顿，因此，我们也习惯于把他的创作置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下理解，而常常会忘记，这位来自坝上、又从坝上走出来的作家，其实也是“先锋作家”“新生代”“晚生代”的同代人,其作品也不乏批判现实主义和坝上浪漫主义色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在胡学文的小说中感到强烈的形式感。这种形式感，鲜明地体现在胡学文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以《有生》为例，论者普遍认为这部作品“让人感受到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力量”。这种整体性的艺术力量，就来源于其采用的“伞状结构”和“套盒结构”。小说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展开，这个核心人物也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中心。“这个中心就像伞的整体支架，而其他一切事物都以一种或向心、或离心的方式绕其旋转”，通过这种结构方式，小说“巧妙地把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连结在一起”。
《龙凤歌》采用的结构方式是“套盒结构”。所谓“套盒结构”就是指，小说在整体性的叙述进程之中，还嵌套了许多更小的叙述组块，这些叙述组块都是近乎独立的叙述整体，与主线的叙述进程存在一定的关联。同时，这些小的叙述组块都可能嵌套有更小的完整叙述单元。当然，这些更小的叙述单元也可能继续嵌套。因此，小说的整体结构就如同一系列接续相排、又层层嵌套的盒子。从叙述整体上看，小说的叙述如枝岔般不断枝蔓、宕开又不断收束到主线进程之中。作者利用这种特殊的结构，在核心的叙述主体之外，又对许多人物展开传记式书写，由此拓展了小说所叙写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与力度，从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乡土风物、风景、风情。从结构组成上看，“套盒结构”中不仅存在着叙述单元的套叠，还有着基本的线性叙述结构(叙述单元的并置)与空间叙述结构(叙述单元的交错)，“这些叙事结构的掺入，使得东方套盒结构的内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网络状构型或者蜂窝状纹理，也使得文本内部充斥着奇异性和歧义性。”
这样说似乎有些抽象，让我们回到《龙凤歌》的文本。从叙述时空上看，《龙凤歌》上卷第一章与最后一章构成了一个前后遥相呼应的连续时空体，这两章主要写马秋月在朱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隐秘心事。第二章至第八章则构成了另一个独立的时空体，这一部分所叙述的时间早于第一章，主要写马秋月在近二十年里的生活史、婚姻史、家庭史。这一部分构成了《龙凤歌》上卷的第一层套盒。在这一层套盒中，不时会出现一些独立的叙述单元，它们往往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出现，其功能主要是为叙述中新引入的人物补充“行状”，比如第五章的二姐小传、第七章的武三小传、第八章的武三妻小传，等等。这些叙述单元构成了《龙凤歌》上卷的第二层套盒。当然，在小说上卷出现的这些叙述技巧、叙述策略称不上创新、独特，真正将“套盒结构”广泛地、普遍地应用，甚至可以说已到达一种出神入化的境地，主要是在小说的下卷。
相较于《龙凤歌》上卷，小说下卷采用了一种更为紧凑、更为精巧的结构方式。这源于一个小说传统性技巧的使用，即悬念。小说下卷围绕着朱丹溺亡之事展开。这本是桩看似普通的事故，但随着朱灯等人调查的深入，事故的起因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调查得知事故真相后，如何惩治凶手、如何索赔、如何向父母告知朱丹死讯等一系列的问题又接连出现，它们在叙述中不断生产出新的不确定性。由于悬念这种强大的叙述动力机制的存在，小说下卷具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叙述走向，这为“套盒结构”的存在提供了叙述上的准备——如果不是如此，叙述时空的不断变换将会让我们感到故事的缠杂与混乱。
以《龙凤歌》下卷第五章为例。这章大概是小说叙述最为复杂的一章。在第四章的最后，“朱灯揣着朱红备好的速效救心丸，踏上了回乡的路途”。小说的叙述却在这里开始分岔，从第五章至第七章讲的是朱灯的个人成长史，直到第八章的开头，我们才看到朱灯“停在院墙外”，准备将朱丹的噩耗告知父母。也就是说，第五至第七章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层套盒。第五章是这一层套盒的一部分，主要写朱灯少年、青年时期的一系列经历。但作者并不是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将朱灯在这段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依次讲述。第五章的叙述是这样开始的：
朱灯绝不会想到，中学时代经过饼庄东南角，那个常常望着他的羞怯而大胆的哑女，会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出现，并以超出想象的诡异方式掀起他人生的第一波风浪。
这是哑女在小说中的第二次出场。哑女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说的上卷，在第一章，作者用了一百余字来描写二人的相遇。那一百余字的描写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终于在下卷的第五章有了呼应。第五章开头的这段叙述，提示出接下来将要开始对朱灯和哑女的故事的讲述，但紧接着，当我们以为小说就要开始讲述哑女如何“以超出想象的诡异方式”，掀起朱灯“人生的第一波风浪”，作者却宕开一笔：
这要从他的爱好说起。他热爱写作，渴望成为作家。如果追溯，那枚种子远在跃出农门前就埋在心里，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再准确地说，是母亲牵着他的手走进麻婆子家时。
如果说朱灯与哑女的故事构成了叙述的第二层套盒，那么，小说在这里突然开始的对于朱灯童年时去麻婆子家听故事的叙述，以及在这一叙述后对朱灯成长过程中“热爱写作，渴望成为作家”的种种行为的叙述，这些都构成了嵌套在朱灯和哑女的故事里的第三层套盒。但如果仅仅如此，《龙凤歌》的叙述还称不上奇崛。小说下卷第五章第四节写朱灯师范毕业后在乡村中学当老师的经历，这接续着前几节对于朱灯少年、师范时期的一系列情形的叙述。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朱灯学校的校长通知他，乡书记罗响想把他调到乡里。在这里，朱灯的命运发生了突转，小说的叙述也随之发生突转。第五节、第六节是对小说里新出现的人物罗响的叙述，主要写罗响与酒厂酿造大师骆九女儿的婚姻以及罗响的精明、能干，这构成了叙述的第四层套盒。而在这部分的叙述中，作者又插入了骆九的小传，至此，套盒的数量变为了五层。如此复杂的叙述套叠，不免让人惊叹。
应当承认，在小说中采用如此复杂的套盒结构，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嵌套式的套盒叙述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连贯叙述中较为自由地出现，因此，这种封闭的、有限的子叙述单元在小说中常以描写、闲笔、小传等形态出现。在《龙凤歌》中，套盒叙述的意义更多在于拓展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如果细读《龙凤歌》，不难发现，小说的核心情节其实几乎都只围绕着马秋月(上卷)和朱灯、朱红(下卷)三人展开，但由于利用了套盒这种特殊的叙述结构，小说最终呈现出了较为丰富而复杂的乡土人物谱系。在这一广阔的人物谱系中，每个人物都有着不太寻常的生命轨迹和独特的心灵世界，小说也由此呈示出一幅众声喧哗的乡村图景。通过套盒这样一种叙述结构，胡学文将过去与现在相勾连，由此，小说中的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并没有成为对立的事项，而是相互搅动、缠绕、纠结在一起。这便是胡学文笔下内在于乡土世界的时空。
六
尽管《龙凤歌》对于马秋月生命史与心灵史的探寻和呈示，以及采用的堪称奇崛的套盒结构让人印象深刻，但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其实在于其呈现出的那幅众声喧哗的乡土图景，和在那幅乡土图景中围绕着男女主人公出现的一批形形色色的人们。作者对这些叙述层面上的陪衬人物，大多只是用省笔简略带过，但在对他们生命某个微小时刻的叙述或描写里，在他们某个细微的动作或神态里，却往往能够绽出一个广阔的、丰赡的世界。这是说，在《龙凤歌》叙述的细部里，常常有着一些容易被忽略、却极其精彩的细节，它们大多是关于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情况下所出现的细微情态。胡学文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习焉不察的细微情态，并用妥帖、到位的叙述在小说里再现出来。可以举出三个例子。
第一处是宋大肚在得知朱灯进乡政府之后态度的急剧变化。其实，无论是前倨后恭，还是前恭后倨，只要在一个适当的程度里，都不是什么特别的表现。每个人在生活中大概都会遭遇类似的情形，也都会产生类似的心理，这是人之常情、常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平凡，但要在小说里十分精准、十分恰当、十分生动地把这种情理摹画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让我们看看胡学文是怎样写宋大肚还钱：
宋大肚唤他，朱灯停住。距朱灯尚有七八米远，宋大肚便伸出手，脸上的笑如剥了皮的石榴，粒粒清晰，几乎滚落。朱老弟，我正找你呢。宋大肚逮住朱灯的手，连摇数下。被他的大肚抵着，朱灯极不舒服，下意识地往后退。宋大肚攥得紧，没挪动。好在宋大肚没握多久，右手摇晃的同时，左手插进朱灯的裤兜，说这是牛肉钱。朱灯当然没忘，但几乎不指望了，没想宋大肚竟然主动送过来。宋大肚歉意地，对不住啊老弟，拖了这么久，利息就不给你了，改天请老弟喝酒。
这笔钱是多年以前宋大肚买朱灯牛肉时欠下的。在此之前，当朱灯还是乡村中学老师的时候，他曾多次向宋大肚催要欠款，但每次宋大肚都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而就在朱灯到乡政府的第二天，不等催要，宋大肚就找到朱灯主动还钱。而且，在远远地望见朱灯的时候，宋大肚“脸上的笑如剥了皮的石榴”，等走到朱灯身边，他更是“逮住朱灯的手，连摇数下”。这样的描写就像一幕滑稽戏，令人发笑，发笑后又会感到内在的真实。作者仅仅用几个动作就写出宋大肚的精明、市侩，和朱灯的无措、难以招架。一般情况下，写人情交往中的你推我挡、你来我往，叙述至此就称得上完满，但胡学文紧接着写道：“宋大肚没握多久，右手摇晃的同时，左手插进朱灯的裤兜”。这是神来之笔。这句描写让我们知道，宋大肚是用右手抓住朱灯的右手，而用左手拿钱放进朱灯的右侧裤兜里。再一细想，如果不是朱灯的右手被宋大肚抓住，那么，宋大肚把钱放进朱灯的右侧裤兜时，就会被朱灯的右手挡住。由于这样一句描写的出现，宋大肚还钱的整个情景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切。作者“以十分精细的笔法，把那些往往为人忽略的地方描绘得异常逼真”，于是，这个“本身虚假的故事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
第二处出现在小说下卷第二章第一节，这一部分大概是整部小说中最为精彩的段落。这一节写的是朱红发现学徒小桃怀上丈夫刘长腿孩子后的一系列反应。无论是在文学作品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婚外情都不会是一个让人感到十分陌生的话题，但胡学文并没有把它处理成我们所熟知的闹剧的形式，反而写得不动声色，这就带来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这一节的叙述开始于小桃的几次干呕。小桃频繁的干呕让朱红“听到了轰隆的雷响，从遥远的天际，从她看不见的地方接连翻滚过来”。紧接着，作者安排了两段描写，一段是对裁缝铺的床的描写，一段是对小桃的背的描写。这两段描写都来自朱红的视点，这表明此刻朱红对小桃的出轨已有所意识、有所猜测。小说接下来写二人的正面交锋：
小桃终于沉不住气。顿住，回头，叫了声红姐。
朱红平静地，你站起来。
小桃迟迟疑疑站起，一点一点扭转身子。触到朱红的眼睛，立马低下头。
朱红的目光并不严厉，甚至比平时还温和。小桃，你看着我。
小桃瞄瞄朱红，便又闪开。两手慌乱、局促地捏着衣角。
没有责骂、没有争吵，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与自然，仿佛朱红只是在关心小桃的身体。但在这平静与自然里，却又有着十足的张力。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一切都见了分晓。如果说之前朱红凝视小桃的背，只是出于怀疑，那么，当看到小桃的反应是如此的局促、不安，朱红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然而，朱红没有愤怒，她只是“轻轻叹息一声，说干活吧，别把线走偏了”。朱红是可以愤怒的——小说上卷叙述了朱红与武三女人的一次对骂，在那段叙述里，我们已经见识到朱红可以是多么的骁勇。如果朱红在这里向小桃倾泻自己的愤怒，我们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因为这合乎人物的性格逻辑以及生活本身的逻辑。但如果作者真的这般设计情节，那么这段叙述将变成一个无比庸俗的桥段。这段叙述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作者用十分克制、冷静的方式，来叙述一个激烈的、爆炸性的事件，与当事者的平静同事件本身具有的刺激性之间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张力，从而让叙述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令人惊骇的暗流。
第三处是马天之死。长期以来，胡学文的创作似乎都给人们留下拙重、沉稳的印象，但事实上轻盈、轻逸也是胡学文的小说特点，特别是晚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所苦心经营的一种美学风格。在《龙凤歌》里，最能体现胡学文小说轻盈追求的便是对于马天之死的叙述。在小说上卷的后半部，作者用一节的篇幅来叙述这位嗜马如命的马倌的死亡经过。马天在小说中最后一次出场时，已是一幅垂死的景象：“自开春，马天几乎没离开过炕头。头晕目眩，浑身疲软，站一刻钟，腿就成了拿糕。”但在得知枣红马走失后，“力气奇迹般回归身体”，随后，马天开始了再一次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寻马之旅。这一程的寻马之旅结束在一个叫做马蹄淖的湖上，当时，马天跟随着枣红马的幻象，来到了结了冰的湖面上，而我们则跟随着叙述者的叙述，进入马天的内心世界，看到他谵妄时所见的幻象：
夜色越来越浓，马天被黑暗的墙壁围住，难以辨别方向，不知如何迈脚。正要凭着感觉行进时，脚底，准确地说，是冰层下面，忽有火苗样的光亮跳闪。马天几乎惊呆。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定睛再瞅。没错，那光亮确实在冰层下，且缓缓移动。他直直地盯着，光亮却不动了。这是要为他带路，送他离开马蹄淖呢。它并没有消失，它回到了家，马天如是想。我就说它不是一般的马，当真是呢，马天又想。你让我走，我偏不走，马天负气地想着，伏下身。光亮移过来，就在马天眼皮底下，仿佛在催促马天。马天嘿嘿笑起来，我偏不走，我就要看着你。
在这里，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已融为一体、彼此难辨。这段叙述如此富于文学魅力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就在于作者把虚构的幻象如盐入水般融入现实世界中，而又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生涩、牵强;就在于作者让一个即将到达生命尽头的人，在临终前迸发出儿童般的天真与任性;就在于作者把一桩悲剧
赋予欢乐的品格，写出了隐匿在死亡中的美与诗意。虚与实、轻与重、悲与喜在叙述里悖论般地共存，小说也由此获得了轻盈的质地。
七
近年来“新女性主义”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女性主义新的样式标杆。女性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里，经历了女性群体对其单方面的扭曲、变质、夸大，甚至越过男女平等的水平线成为压迫男性权利的一个武器和手段，让男性群体叫苦不迭。因此在女性主义和新女性主义背后，值得反思的是权利是否必须建立在性别差异的地基之上，才是权利最好的归属方式。
胡学文的小说其实也隐秘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比如在小说的中段刘长腿在天性的诱惑下屡次出轨，他为了妻子朱红能更快地谅解这一行为的合理性，为其讲述了“拿破仑、肯尼迪、大仲马、罗斯福、毕加索、比尔盖茨……”等一系列伟大男性及其情妇之间的风云往事，来为自己做无罪开脱。甚至在后面的篇幅中，刘长腿还举出了“隋炀帝、楚庄公、牛顿、拿破仑”等人好色的例子来加深朱红对于男性在此事上有特权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在刘长腿的潜意识里，男性好色、出轨、泡妞、同时喜欢或不断喜欢很多人是天经地义的男儿本色，并不影响其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或战场英雄，这是“男性”的性别给予的天然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女性作为女性所天然没有的。也就是说，当男性用性别优势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他不该是有罪和不被谅解的。因为女性没有这样的性别优势，所以天然就丧失了这种权力的使用空间。
女性主义在很长时间都走向了这种错误的权利意识：只有通过两性对立、对抗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的权力，实现每个个体的人生价值，但这种走势一旦成为普遍的集体意识并上升为无处不在的理论深渊侵蚀每个具体的头脑时，它才显现出巨大且不可忽视的问题。社会上所生长出的精神肿瘤慢慢已不再是关于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切事物被缩化进入权力的外壳实则却揽括一切个人主义执念的这么一个虚幻又魔鬼般的实在。更令人惋惜的是，很多人把这当做真理，而忘却了女性主义的初衷是为了追求男女在选择自由上的平等。新女性主义的提出无疑是一记“反思的警钟”，当女性主义已经像一块“发霉的面包”被人们不断分食且损害群众的身心健康时，我们必须重新用新鲜的材料来使“面包”往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方面发展。
《龙凤歌》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女人钻进了猪的身体，使得猪说话了”，而女人钻进猪的身体的原因仅仅是“丢了布票”这么一件小事。这里带着一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于日常犯错的恐慌——这是性别所带来的天然的权利的丧失之下女性的悲哀。猪的命运就是任人宰割，是最卑贱也最没有尊严的动物，作者选择“猪”成为女性逃避现实的精神归属，也暗示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卑贱和无尊严状态，这是性别给予女性的后天意识，也是社会整体给予女性的偏见与限制。
女性主义的发展从最初性别的强调已经走向了“无性别主义”的认知观。这也是现下的新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只有将人彻底从性别色彩中剥离出来，无差异化才能成为一种中心理论扩散到各个区域的具体实践中，使得权力的自由行使成为可能。《龙凤歌》还写到，“武家兄弟豪横是真的，他们的女人红杏出墙也是真的”，甚至“不但在外野合，而且登堂入室”。这里虽然只有草草几笔，但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突破常规的家庭定位和伦理道德在行使自己“或有错误”的权力。女性主义意识是潜藏在作为“人”的天性之下的这么一种基本意识，当女人们为了生育和养育孩子变得苦不堪言没有自我，男性却在享受着女人的服务和生活的娱乐时，女性对自己权利的争夺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故而，女性的每一次觉醒都需要一个契机、切口甚至一个逼近的力量对象。
在胡学文的小说中，不仅女性在争夺自己的权利，男性也是一样。对个人权利的实现是作为“人”的生存需求和价值需求。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物都是常规生活中、造物主手中的猎物，但同时又都用各自的方式突破着自己的命运，抵抗着作为“渺小人类”的宿命与轮回。马秋月的连续梦游，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命运不公的反抗。朱红主动退学将教育机会让给朱灯，但却宣言式地喊出命运的不公，小说写到，“一向要强的她竟然是哭腔，我有选择吗?朱灯愕然，没料她如此强烈”。哑女毫无疑问是哑巴，但也会用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宿命的绝望的反叛，比如她威胁罗响“如果不撤掉贺斗，她就死给他看”，而说完这话不到一会儿，她就喝掉了半瓶农药。小说中男性人物也守着命运的摆弄，比如朱丹为朋友打了人又逃跑，刘长腿因爱上小桃主动与朱红提出离婚，朱灯在面对流言蜚语时据理力争，但也知道自己在省上没有法院的人脉。人对权利的争夺、和命运的搏斗，与性别归属无关，纯粹是作为“人”的一种天然的需要。
现下新女性主义的走势就是无性别主义。女性主义在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仍然伤害着性别两岸任何一方对于权力的想象。因为女性主义的本质仍然质疑的是两性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系统性，然而，世界应该超越任何阻碍的定义，以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在自由流动的世界，我们才可以真正释放创造力与无限可能，这也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女性主义的提出必然是阶段性的，定义也是有限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见，但这个提出的动作却是必要的，我们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偏见化定义，最终才可以抵达那个“无区别的彼岸”。只有将区别的部分追根溯源，才能知道意识形态本身对于一切具体发展的重要性和推进作用。小说结尾，开篇所出现的马秋月梦游所追的白兔化作真正的白兔被马秋月搂抱在怀。白兔是毫无攻击力的美好温顺纯洁的动物，也象征了生命本该如此美好。朱光明最后绽放的笑容，也似菩提盛开，一洗生命的阴霾和苦难。所有的差异与偏见都在岁月长河中被洗晒成为无区别的纯粹。这也是作者对于女性主义或男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暗示，作者用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人的幸福与否在于心态和对事物发生的解读，天生的性别差异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区域，而不对人的命运构成决定化的影响。《龙凤歌》用近35万字的篇幅“证明”：所谓的“无差异、无区别”一直就先天存在着，只是需要我们通过觉醒的意识获取，突破差异的牢笼，识别差异的荒诞性带给人的幻镜与误导。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终极价值，只有通过个人的觉醒才可以抵抗宿命和轮回，满足天性的干渴从而获得权力的尊严。
在《龙凤歌》里，胡学文书写了一个乡村女性在漫长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困境、苦难与心灵异动，书写了一个挣脱了乡土、却又无法摆脱乡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面，书写了一个家庭在山乡巨变的大时代下的生命史、生活史、精神史，书写了一群生存在乡土之上的人的生活面貌与情感样态。为了在一个较为有限的叙述空间里展现复杂而广阔的乡土社会图景，作者采用了一种可称作套盒叙述的叙述技巧，在主干性的叙述进程中不断地生出枝蔓，又不断地将叙述收束回主线进程中。由此，小说将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巧妙地连结在一起，并呈现出较为丰富而广袤的乡土世界。小说最为出色的部分是对于世态人情的细密勘查。胡学文敏锐地捕捉生活中许多习焉不察的细微情态，通过妥帖、精当、到位的叙述在小说的细部中再现出来。对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细微情态的叙述，构成了小说里最为精彩的段落。
今天，人与土地联结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前的文学中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映。我们在当前的文学现场里看到了乡土的哀歌与挽歌，看到了破碎的乡土世界。同样地，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不可移易的历史意志在乡土之上的展开，看到了对历史远景的想象与召唤。这些作品共同存在于今天的文学场域中，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斑驳的文学风景中颇为人注目的部分。但这些都不是胡学文的乡土书写所真正关切的。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人性，和大地上人存在的苦痛与欢悦，这些并不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构成了社会变迁中较为稳固恒常的部分。胡学文一直以来书写的，正是这些乡土社会里经久不变的人情、人性。正是由于对大地上人的魂灵的不断追问与深刻揭示，让胡学文的创作“清晰地描摹出那副业已变形的面目”，从而超越了对于乡土世界表层的再现，也超越了对于乡土社会现实的想象性书写，最终抵达了人心的幽微之地，并以此呈现出“乡村世界的内在现实”，或许这就是《龙凤歌》真正的意义。
